新疆古代的民族-车师、塞人、突厥和回鹘

车师、塞人、突厥和回鹊-新疆古代民族

　　新疆历史上，有许多民族的先民在吐鲁番繁衍生息。塞人、车师、匈奴、乌孙、突厥、吐蕃、回鹘等，都曾在吐鲁番地区广阔的历史舞台上活动过，有的还在这一进程中出演过主角。

　　车师，既是在吐鲁番地区生活的民族的名称，又是早于先秦时期就在这一地区立国的国名。从考察中，可以看出车师是一个拥有大量羊、马、驼等牲畜的游牧民族，其活动范围从火焰山腹地一直深人到天山山脉的狭长地区。

　　如在交河沟北一号台地墓葬中，有一个贵族墓中殉葬了数十匹马和骆驼。即使在一般车师人的墓中，也放进一个羊头、驴头或马头，还有的墓葬中放着羊腿或羊排骨，并且放置一把小刀，有的还直接把小刀插在一只羊腿上。充分显示了车师人以畜牧业为生和喜爱肉食的习俗，也体现出车师人那种草原游牧文化的特色。

　　同时，从墓葬中出土的遗物还告诉我们，车师人不仅从事畜牧业，而且还从事农业生产。吐鲁番盆地“皆膏腴之地”，水利资源丰富，非常适宜种植五谷和果木。除了在火焰山以北哈拉和卓的一座汉墓中，发现木棺下放着许多古代葡萄藤，还在阿拉沟一座车师人墓里，出土了放在陶罐中的胡麻籽壳。据文献记载，公元前48年汉朝在交河设置戊已校尉，屯田积谷，把中原农业耕作的先进技术带到吐鲁番地区，所以车师人还能种植粮食以外的油料作物和葡萄果树。

　　凡是到过交河的人，都对城中陶窖作坊遗址留下深刻印象。从交河出土的大量陶器，证明车师人的制陶业也比较发达。车师人的彩陶上，还有制陶艺人刻在上面的几何图案，这些图案质朴而独特，不同于中原陶器上的写实性图案，这里的装饰纹样颇具象征性和浪漫色彩，体现车师人草原民族的审美习惯和艺术趣味。

　　吐鲁番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商业贸易的集散地。车师人虽聚居于交河一隅、放牧于天山深处，但并没有与外界断绝联系。车师墓中出土的那些引人注目的海贝、铜镜、漆器、丝绣以及金银、玛淄等饰品，有的来自中原，有的则是从印度和波斯远道而来，显示了交河当年并不闭塞。商业贸易的发达和东、西方文化的频繁交流，由这些外来商品和艺术品可见一斑。

　　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定车师人的族属，但有资料表明它与塞种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据《汉书》记载，塞种人早在公元前5—3世纪的战国时期就在新疆活动。塞种人进入吐鲁番地区的时间，正是车师人在这里活动的时期。

　　新疆考古工作者曾在阿拉沟、鱼儿沟发掘过车师人的墓地，有许多宝贵的收获。其中有一座墓中的主人是个年仅20多岁的女子，装饰在她腰带上的金牌就有8块，每块金牌都重20克左右。圆形金牌刻着老虎形象，前腿举至颌下，后腿高高翘起，显得虎威逼人，造型极富动感。另外还有一些较薄的金带，每个金带都超过25克，上面也刻着一对相向踞伏的老虎。有的金箔饰片上刻着狮子、熊等动物形象。此外，这位女子的衣服上装饰着各种形状的金片，数量竟有几百件之多。由她所拥有的黄金来看，这位墓主人应是车师国中的显赫贵族。

　　而据外国学者公布的资料说，塞人王族曾享用各种黄金用具，腰带上挂黄金饰牌，人死后要用大量黄金制品入葬。由此可以佐证，车师人与欧洲的塞人有某种习俗和文化上的内在联系。经人类学家鉴定，古代车师人的头颅骨偏长，面型较狭窄，眉弓比较突出，鼻子明显隆起，白种人的特征占的比重很大。但也有的车师人的头骨，却显示出蒙古人种的特征。由于古代新疆是欧亚大路的交通要冲，亚洲主体人种蒙古人，西方的欧罗巴人种，交流往来都要经过这一交通孔道，必然形成蒙古人种与欧罗巴人种交叉聚合的人类学现象。

　　阿拉沟和鱼儿沟不仅考古发现丰富，而且在发掘车师古墓时，出现了神秘难解的疑问。

　　位于吐鲁番盆地西缘的阿拉沟东口，是一大片黄土和卵石混杂的豆古荒野，奇怪的是有一块地面全是细沙，大约有一米厚，好像是经过人工填放的。考古工作者扒开细沙和一层卵石后，发现下面尽是一层层巨大的石块，石块体积都在一米见方以上，全体考古人员一齐动手，也无法搬动这些巨石。后来从正在施工的南疆铁路工地请来大吊车，才把这些巨石搬出来。

　　于是出现了松木棺廓，露出了前文说到的那位用黄金包装起来的年轻女墓主的真容。在考究这位女墓主的随葬物品之余，人们更加惊异于这座古墓的规模。那些巨石是如何采集又如何运来的?在没有起重机的两千多年前，人们是凭借什么神力将一米见方的巨石一块块放进墓穴的?这的确令人难以揣测。

　　正是活跃在吐鲁番盆地和天山深处的塞人，在这里留下了历史的足迹，并使整个部族的原始生活缩影，长久地藏匿于山岭沟谷之间，不时地随着考古工作者的新发现，为今天的人们提供着古远的信息。

　　塞人比车师人更古老，但在车师人倔起之前，塞人就已无声无息地神秘隐退，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车师人墓葬出土文物中，还能看到保存完好的皮衣皮裤，女尸身着彩色毛织裙，更有趣的是她们把头发梳成高耸的螺旋形发柱，有的梳成两个牛角形发结。结合前文提到车师墓出土的希腊、波斯造型风格的带柄铜镜，就可以看到车师女性对梳妆的尚美风习的一个完整画面。从而我们不仅窥见了车师人的生活风貌也看到了古代生活在吐鲁番盆地的车师人与外部人种和文化的联系线索。

　　塞人和车师，是早期吐鲁番盆地的居民，到了中期，有一个影子始终与高昌政治文化相伴随，这个影子就是突厥人。吐鲁番盆地以北和天山北麓山间谷地历来是突厥部落的一个重要活动区域。公元6世纪突厥汗国倔起不久，就与高昌有了联系。麹氏高昌第六代国王麹宝茂即位初年，因被突厥击败而接受了突厥官号，并娶突厥公主为妻，臣服于突厥政权。因此在高昌历史文化进程中，受突厥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例如在麹氏高昌时期，既有中原王朝的封号和自立的官职，也有突原封的官号，如文献记载的希董、时多浮、波多旱等。而且，在与中原王朝保持从属关系的同时，还接受对突厥“称臣纳贡”的统治。唐灭高昌建立西州后，虽然废除了突厥的封号，但是大批定居高昌的突厥人，还保持着原有的社会和官号。从出土文书中可以看到，不仅有突厥可汗、游奕首领等称呼，而且还有用突厥语对贵族妇女的惯有称呼。由于突厥在高昌官职制度和社会组织中的影响根深蒂固，所以才使高昌文化呈现多元特点。突厥是一个较早就信仰佛教的民族，使用的佛教经典和借用的佛教词汇，有汉语文的也有源自印度的吐火罗语文的。它对吸收外来文化方面，是非常开放的。同时突厥又是一个善于征战和显示威力的民族。以战死疆场为荣，病死床榻为耻，在民族性格中充满不安现状的冲动性，因而具有很强的民族活力，企望不断创立英雄业绩。

鱼儿沟烽火台

　　在与高昌的关系中，一方面突厥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推行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文化，因而出现了强制和不平等关系；另一方面突厥与高昌都信仰佛教，在文化上又有一定的共同性和互补性，所以具有接纳的基础。

　　突厥的婚姻制度和习俗，对高昌王室产生重大影响。《周书·突厥传》说，突厥人“父兄伯叔死者，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及嫂。”这一婚俗曾在高昌王国推行。胡伯雅即位后，“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其依旧俗，伯雅不从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从。”这里的“大母”即祖母，这位“可汗女”先是伯雅的祖母，后是伯雅的后母，续娶有这样两重关系的人为妻，受中原文化熏陶日久的麹伯雅当然不愿服从，但在突颁逼迫下又不得不从之。可见，突颁婚俗在王室中是强迫推行的。可是后来，突厥强加的继婚制度，却由高昌王室主动接受了。麹文泰带着先父之妻华容公主人朝，唐太宗赐其妻李姓并封常乐公主。麹文泰继娶后母完全出于自愿。这就是说，突厥的继婚制已被非突厥民族认同。

　　回鹘与突厥族源相同，还有妇为夫殉葬的习俗。唐下嫁回鹘的宁国公主，在其夫葛勒可汗死后，王室及重臣让宁国公主殉葬。公主说：王国法，婿死持丧三年，此为终礼。回钥万里结亲，原慕中国礼仪，今若依本国法，又何必如此，故不可以殉。但她还是依据回鹘习惯，嫠面大哭。突厥礼俗对高昌的浸染是深刻的。表现在服饰和发式上，高昌实行突厥流行的“被发左衽”，即头披发辫，衣襟左开。高昌国王麹伯雅至隋都谒见隋炀帝，并娶容华公主为妻。回国之后，麹伯雅要在高昌国内推行全面汉化政策，下令革除“被发左衽”的突厥习俗。他说：“先者以国外边荒，境连孟狄，同人无咎，被发左衽。今大隋统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不齐向。孤既沐浴和风，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辫削衽。”隋炀帝立即“赐衣冠之具，仍颁制造之式，并遣使人部领班送”，给予支持，希望高昌能够“被以采章，复见车服之美；弃彼毡毳，还为冠带之国。”尽管这样，麹伯雅这一局部改革仍以失败告终。由于突厥及其在高昌培植势力的反对，麹伯雅为此付出惨重代价，最后落得“弃国逃亡”的下场。由此一端，即可看到突厥对高昌的控制。

　　高昌居民与突厥一样，以食肉为主，制作牛羊肉的方法主要是煮和烤，刀削而食。这种饮食方法不仅盛行于当地民族，而且也影响了汉人的饮食习惯。突厥人还把游牧生活中的帐篷搬进了高昌，玄类在高昌讲经时，国王胡文泰没有将他安排在佛教寺院中，而是安排在专设的能容纳300人的大帐中，以示礼仪隆重。高昌早于中原地区，便普遍使用椅凳床几，这也是受突厥人游牧中携带的折叠式防潮木器的启发，经过改造、发展而创制的。厥人纵马骑射、马上运动，狂欢歌舞等习俗，也都在高昌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成为高昌文化的组成部分。

　　在西域民族突厥化的过程中，吐鲁番地区虽不同于天山以北游牧民族，但受其影响是明显的。吐鲁番古代文明，是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无论是塞人、车师、突厥，还是乌孙、柔然、月氏、吐蕃、回鹘，这些民族或部族，都对吐鲁番地区的历史进程有过自己的建树，对构建吐鲁番地区多元文化体系作出过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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